1. <track id="ivts4"><source id="ivts4"></source></track>

    2. <track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rack>
        <tbody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body>
        1. 振興東北:須重視評估與問責

          張倩燁 原創 | 2019-02-22 11:3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評估 問責 振興東北 

            新年伊始,中國各省級行政單位的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速數據也陸續出爐。從東三省2019年初的省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2018年,黑、吉、遼三省各省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分別為5%左右、4.5%,5.6%左右,低于6.4%全國平均增速。

            “振興東北”已經成為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輿論場上的老生常談,產業結構、營商環境,甚至東北的社會文化因素都已被反復討論許多次。振興東北的政策文件一份接一份地出臺,然而最新的數據表明,東北并沒有被振興。

            改善營商環境的努力與警告

            應該看到的是,最近幾年來東北一些地方政府也意識到了營商環境與地方聲譽對吸引勞動力、人才與資金的重要性。以沈陽市為例,2016年下半年,沈陽市開啟“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努力。

            在2018年初,沈陽市確定的目標是“確保2018年底前達到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排名前60名經濟體水平”。沈陽將世界銀行制定營商環境報告所用的一系列指標進行相應的本地化。客觀地說,遼寧省為摘掉“投資不過山海關“的帽子而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在特殊的環境下,針對指標與排名的分項努力也可能導致過分“模仿同構”(isomorphic mimicry)而留下的消極影響。從利益關系分析來看政策可行性,理論上(并不針對遼寧省)影響因素可能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各級政策執行者為實現更高的排名而專攻某些指標,而忽略其他指標。例如,“開辦企業”容易程度是由開辦一個新企業辦理手續所用的天數來決定(天數越少越容易),“執行合同”是由執行合同的時間與經濟成本決定。理論上,即使“執行合同”一項排名相對較低,但“開辦企業”排名高,就可能將一個城市的總體排名提高;但實際上,相比“開辦企業”一項,“執行合同”可能更影響投資者對自己產權安全感的信心,從而在事先影響是否在某地投資的決定。

            其次,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否打破地方領導“人走政息”的詛咒。在許多地方都出現過由于地方領導人急于創造政績而發起的運動式政績工程,這些政績工程往往很難在繼任者的任期內持續。因此,即使前述的模仿同構是成功的、消除了所有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這種打造營商環境的專項政策能否持續也是個疑問。持續地改善營商環境,在一個由政府主導的社會環境中,首先需要使營商環境的改善成為鼓勵決策者做出努力的激勵機制的一部分。而在省市級決策者的眾多利益考量中(包括尋租、升遷調任到其他省市等),這是另一個復雜的平衡。

            第三,改善營商環境需要廣納式的社會環境。目前從外界看到的新聞報道多以省市黨報、新華社、中新社等官方媒體聲音為主,雖然有民意調查,但在一個缺少多元化表達意見渠道的環境里,媒體反映的成績有多少是真實的,也值得仔細考量。建設高水平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至少應該有多元渠道來監督政策執行,并且允許不同的民意調查來評估執行結果。但若一方面致力于營商環境排名的改善,一方面動用宣傳機器消除批評聲音,即便國際排名有所提高,也很難真正吸引并長期留住國際資本與人才。

            根據官方新聞,“2017年上半年,對照全球190個經濟體營商環境排名,沈陽排名第78位” ,2018年的目標是進入前60名的水平。按照這樣的速度進行,如果這一努力不被人為終止,沈陽市的國際營商環境排名很快將躋身國際先進行列。之后沈陽的經濟增長會怎樣呢?

            營商環境本身只是經濟發展諸多影響因素之一,具體到東北,雖然“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負面輿論形象使營商環境的重要性凸顯,但相比產業結構調整,個別城市的營商環境排名的提高只是相對容易實現的小目標。在此重申,遼寧各地改善營商環境的努力是值得稱贊的,也值得東北其余兩省學習。但在排名之外,也要重視營商環境的實質改進。而在營商環境之外,有更多的制度性因素需要關注。

            振興東北須重視政策評估與問責

            中國第一輪振興東北政策于2004年出臺。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的頒布標志著新一輪振興東北戰略的開始。看到三省2018年的增長數字,似乎新一輪振興東北政策起步乏力。如果采用發展經濟學中增長診斷與衡量經濟復雜性(economic complexity)的方法來分析東北的經濟結構,從理論分析中得到的啟示與中央兩輪振興東北的產業發展方向是一致的:都要提高產業結構的多元化。

            有學者對第一輪振興東北的政策進行了量化評估,得出結論是“東北振興政策的實施并沒有顯著增強東北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東北地區的體制慣性并沒有得到解決……東北振興政策的實施顯著惡化了東北地區的產業結構,東北地區的結構剛性得到進一步加強,東北振興戰略的長期失衡效應明顯。” 這與過去幾年公共輿論中的東北經濟給公眾留下的直觀印象是吻合的。

            既然政策文件指出的方向沒問題,為何在實施十年之后,效果與初衷大相徑庭?

            許多制度性因素可以解釋,包括前述的營商環境問題。如果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分省GDP增長數據,可以明顯看到,在財政刺激下,2010、2011兩年全國各省級行政單位的GDP增速都是危機后的最高值,東三省也不例外。彼時的高增速部分地掩蓋了導致后來增長乏力的問題。軟預算約束導致資金流向更有游說能力、與決定資源分配者的利益(GDP 增速快等)更接近的行業,而這在東北更多時候是國有企業、第二產業(特別是重工業)等部門。用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計算東三省第二產業增加值總額占東北地區GDP的份額,可以看到在危機后的2010年甚至超過危機前的2007、2008年。統計數據印證了前述學者對第一輪振興東北政策實施的評估結論。盡管這一趨勢在最近幾年從數字上開始走低,但留下既成的資源配置結構需要長期的轉變。

            關于軟預算約束的問題,由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與吉林省發改委聯合發布的《吉林報告》中也有提到——“振興東三省和全國其他老工業基地的治本之道是……使國有企業沒有向國家要保護補貼的理由……這樣軟預算約束才能消除,政企才能分開,改善公司治理的努力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吉林報告》看到了軟預算約束對惡化東北經濟結構的作用,但并沒有將極端情況考慮在內——一旦再次發生類似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國家出手救助可能是各國共同的選擇,“大而不倒”的國有企業也很難不再次成為被救助的對象。因此,應該從預算問責與公開信息來補充導致軟預算約束形成的內在制度缺陷。

          張倩燁 的近期作品

          個人簡介
          FT中文網撰稿人
          每日關注 更多
          張倩燁 的日志歸檔
          贊助商廣告
          江西时时彩四星和值尾
          1. <track id="ivts4"><source id="ivts4"></source></track>

          2. <track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rack>
              <tbody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body>
                1. <track id="ivts4"><source id="ivts4"></source></track>

                2. <track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rack>
                    <tbody id="ivts4"><span id="ivts4"></span></tbody>